岁月如梭。转眼间，我已经是个入党35年的老党员了，市作协党组下属的专业作家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的情形，至今记忆犹新。那真是一次“盛会”，人数虽然不多，却都是名气很大的作家，如今他们大都已经作古了，留给天津文学史一笔温暖的色彩。

老作家杨润身和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马丁，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我应该为此感到骄傲。杨润身（1923-2020）是河北省平山人，跟着毛主席从西柏坡走出来的革命老前辈，是红色经典《白毛女》作者之一， “文革”中，江青点名批判他的作品《探亲记》，说他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胸前挂着大牌子挨批斗，关“牛棚”、坐监牢，受的那份罪就甭提啦！别看他说话慢吞吞、软绵绵的，内心却很坚强，当了几年“四人帮”钦点的“反革命”，竟能拖着满身的慢性病挺过来了！唯一的变化是他的笑容似乎不再爽朗，总有些苦笑的意味。

杨润身在党支部讨论会上，像夸耀自家孩子似的把我的简历介绍一番，可以说为“审查”定了调，我的紧张心理一下子放松了。过去的入党讨论会，总得把申请人“喀嚓”得不死也得蜕层皮，我是抱着挨批评的思想准备参会的，不料大家的意见都很温和，主要指出我的性格缺陷，脾气不好啦、有时看问题偏激啦、嘴巴尖刻啦、注意团结同志啦……鹿鼎娱乐平台

著名诗人鲁藜的热情发言，让我深感意外。我和他并不很熟，自己只是个仰视他的小字辈啊！他却以诗人特有的语言热情地表示：“对我党在改革开放以后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，我举双手赞成！作家协会就应该吸收中青年作家作为新鲜血液，这样我们的文学事业才能后继有人……”

鲁藜（1914-1999），越南华侨，上世纪30年代加入“左联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奔赴延安抗日大学，他的诗作充满爱国主义激情，影响过几代人。我特别崇拜他的名作《泥土》：“老是把自己当成珍珠，/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，/把自己当作泥土吧，/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。”他于1955年，因受株连蒙冤入狱20多年，直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才获得自由，一般常人遭此劫难，其心理状态总得缓一阵子了，不料他仍然是一位激情满怀的诗人。

在场的老作家还有袁静、柳溪、万国儒、闵人……那真是群星璀璨呀！和他们相比我只是个小毛头儿，论年龄他们大都是我父母辈的人了。坐在他们面前内心有种奇妙的感觉，原先总以为我们这辈人和往昔那种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距离太遥远了，杨润身、鲁藜、袁静他们一下子把我和延安、西柏坡、解放区文艺拉近了。

说起我的入党过程，还颇费了一番周折，这就要提到我的另一位介绍人马丁了。在我们作家眼中，马丁是个好人、老实人，他热爱诗歌，却是个行政干部。当年在市作协当书记可不像在别处那么肆横，老作家们都是级别很高的“进城老革命”，宣传部长都得敬他们三分，能调进作协的中青年作家又都名气大，活动能量大，作协书记只能当真正的“公仆”。有一天，马丁找到我很为难地问：“你的组织问题是怎么考虑的？”鹿鼎娱乐平台

我一时没听懂：“什么组织？”

马丁嗔怪：“当然是党组织呀！”

我有些受宠若惊了：“党组织肯要我这样儿的？”

他对我的反应感到很奇怪：“你怎么啦？我看过你的履历表了，父母都是进城老干部，出了学校进了人艺，从人艺就到咱这儿了，很简单呀！作品也不错……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我这人在人艺是有名的个性强、自由主义，心直口快，嘴没把门儿的……”我表面上在做自我批评，实际上是发牢骚，“团组织都不要我，还想入党？”

他却不慌不忙地问：“你没入过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写过入团申请书吗？”

“写过呀，都讨论好几次了，听说最后一道关通过一下就能批准了，结果给‘毙’啦！”

“为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什么事？子虚乌有，说来可笑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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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气愤地诉说了积郁多年的委屈：1965年，上面派我们去中天电机厂搞“四清”，工作队的干部级别特高，驻各车间组长都是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大官，工作队员中属我的年龄最小、级别最低，每天上午在车间参加劳动，天天下午都开会，重复一些“阶级斗争动向”呀、“分析敌情”呀……年轻人本来就爱睡觉，又是大热天的午后，特别困，剧院演员队的郑天庸和我一个组，他是1957届学员，我是1959届学员，算是我的老大哥。他见我老打盹儿，就拿起桌上的一面镜子利用反光来晃我，我的眼睛受不了强光刺激猛地清醒了，看见他通过镜子朝我吐舌头、做鬼脸儿，一下子被他的怪样子逗乐了，立马就不困了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发现他也打盹儿了，就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拿起镜子找到能够反射阳光的角度晃他。他被惊醒了，我就朝他做鬼脸儿，扯平！此种“叫醒服务”不出声音，不影响工作组长长篇大套的讲话。可是架不住工作组见天儿开会，我俩只要谁一打盹儿，那一个就故伎重演，发小儿，逗你玩儿，乐此不疲。鹿鼎娱乐平台

共青团支部讨论我入团的会议，没有叫我参加，否决之后也没人跟我解释，那叫“继续考验”。那年头儿，申请人当然也不敢问为什么，就那么旷日持久地搁置了。直到1966年春天，“四清”工作队从厂里提前撤出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一耽误就是10年，我也早已超龄了，要不是后来有一位天津某单位的工作队员告诉我，当年某位来自北京的女干部，在讨论我入团的会上，说我和郑天庸的关系不正常……人家不敢告诉我是深知我的脾气，我若是早知道遭受此等名誉之毁，一定会拉着郑天庸大哥去找他们对质。鹿鼎娱乐平台

马丁听了笑道：“那些都已经过去了，如今你也成熟了，也该严肃认真地考虑一下组织问题了。”

“那件事以后，我就抱定当个白丁儿，什么党团也不入。”我嘴上这么说着，心里却颇受感动，因为压根儿没想到作协党组书记会这么关心我。

马丁也是个心里存不住话的人，竟然向我透露了一个“秘密”：“上级领导打电话来问：‘作协是不是有人拦着党的大门，不让航鹰这样的中青年作家入党呀？’我们没敢说你没写过申请书……到底有没有入党志愿，你考虑一下。”

我郑重表示：“好，我会认真考虑。”

回到家里我跟丈夫商量，他是复员军人，已是入党20多年的老党员了。他的态度很简单：“要入就入共产党，要不就嘛党也别入。”

他这话是话出有因──当时“民主党派”也找过我，我不好意思走那条路。何为“不好意思”呢？我这种所谓“功成名就”的作家，加入民主党派过不了几年就能弄个“市委委员”当当，日后说不定还能轮上个“副主委”“主委”呢，那岂不是锦上添花？然而我只想靠自己的创作实力立足文坛，不想另辟捷径。也许我们这些人活得太真诚了，我丈夫说：“咱俩还两党？假不假呀？”鹿鼎娱乐平台

是有点儿假。我是个真诚地追求信仰的人。某些人入党不过是为了攀上一种仕途捷径，又有多少人是出于纯粹的信仰呢……再说，我只有作家职称，没有行政级别，也就没有当官的野心。专业职称上我已经评上“正高”了（相当于大学教授），顶头儿了，入不入党与个人前途关系不大……想到这些又自我批判：在革命年代，那些老党员的入党动机可都很纯粹呀……

在执政党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三者之间，我再三思忖，又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。我父母都是抗战时期，赴太行山根据地参加革命的，妈妈生我时潜回天津外婆家，我出生于鼓楼医院，满月不久妈妈就抱着我回部队了，还带走了我舅舅和两个小姨妈。家里出了5个八路，我姥爷姥姥不敢再在天津住了，回到山东老家。

我在太行山根据地长到两岁，所以父母给我起乳名“行婴”，取“太行山的婴儿”之意。后来姥爷去山西把我接回山东。那时山东已经是解放区了，民主政府始终发给我“保育金”。别看我出生于1944年，却只在“旧社会”待了人生第一个月，然后就始终是在“新社会长大”的了。左思右想，无论是家里家外的背景影响，我这样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是顺理成章的事。鹿鼎娱乐平台

或许我们这样的作家活得太真诚了，我心里总是绕不开一个问题：那么信仰呢？真的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仰吗？扪心自问，我挺崇拜马克思、恩格斯的，他们提出了共产主义远大的美丽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理想。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，现实生活过于“骨感”──腐败顽疾、不公平现象、改革开放的艰难曲折、极左回潮……那么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是什么？爱因斯坦关于“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”的论述，比共产党人更能打动当代人：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是什么。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。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的依赖性，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，是一份可靠的财产，是一条有机的纽带，是一种保护的力量，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。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，以至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逐渐在衰退。所有的人，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，全都蒙受着这种衰退过程。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，他们感到忧虑不安、孤单寂寞，并且丧失了天真、单纯和纯朴的生活乐趣。人只有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的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。鹿鼎娱乐平台

最后一句话我很欣赏，作家应该以作品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意义。关于信仰，我宁可把信仰当作对自己的约束，自觉去找的约束。我还很欣赏刘少奇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中的一段话：“……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、无人监督、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，他能够‘慎独’，不做任何坏事。”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儒家提倡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谨慎遵守道德原则。

因此，我宁可把信仰当作对自己的约束。

1988年，我开始为拍摄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庆献礼电视剧《乔迁》做准备，到河北区、红桥区等“中环线”工程第一线采访，后来那部剧荣获“飞天奖”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又一鼓作气创作并兼任制片人拍摄了电影、电视剧《启明星》，事先去了6个市区的街办事处、居委会、启智学校采访，开了40多次座谈会。由谢晋导演、16名智障儿童参演的《启明星》，荣获全国少年儿童“童牛奖”等三个国家级奖项。那个年代稿酬很低，我也没拿制片人费，先后花了四五年时间，兴致勃勃地去做那两件耗心费力赚钱少的事，真正出于一个党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。

难忘1986，我的入党时间是那一年的6月26日，那个日子含有3个6，北方人信的吉祥数字六六大顺。如今，回顾我的写作生涯，也真能说得上顺风顺水了。鹿鼎娱乐平台

作者简介：航鹰，本名刘航英，1944年出生于天津。曾任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两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两届市人大常委。出版有《航鹰文集》等文学作品500余万字，其中《金鹿儿》《明姑娘》获1981、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，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天津近代史，创办近代天津博物馆。